当前，绿色金融制度建设加快推进、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产业引导作用和示范效应不断显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规范引导方式和由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自主创新方式之间有效互动的发展格局逐渐形成。但是，要清醒认识到，绿色金融发展仍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政府和市场在绿色金融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边界；ESG理念推广普及；环境风险的测算、缓解和预防控制；信息披露制度建设；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和新兴低碳产业的培育；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等。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经济金融系统造成严重挑战，世界经济下行趋势成为大概率事件，也对从构建人类命运体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新的要求。发展绿色金融，优化绿色投资环境，促进绿色生产和消费，壮大绿色经济新动能，可以有效对冲疫情影响，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强化国家减排目标的引领作用

全球性的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退化和局域性各种环境污染给人类生存发展和经济金融系统的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在创造经济高速增长和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为落实减排目标任务，一批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高耗能产业改造升级项目快速推进，我国绿色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取得显著效果。

在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过程中，低碳交通、绿色建筑、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等产业发展亮点突出、成绩斐然。我国风力、光伏等清洁能源行业全球领先，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全球第一，储能电站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提速，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水泥行业纯低温余热发电、二氧化碳捕集纯化和印染行业水污染处理等一系列节能减排工艺和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效降低碳排放的一批智慧城市、绿色低碳产业不断落地，这些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依靠技术和产品升级、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推动节能减排，是落实国家减排规划和目标任务的最好例证。2005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制度，引领和指导节能减排工作开展。一是“十一五”规划，将单位GDP能耗降低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设置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两个指标，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二是“十三五”规划，将空气质量PM2.5、地表水质量等列入约束性指标，资源环境指标从此前的8项增加至10项，且全部是约束性指标。一系列规划目标的确立，为节能减排提供可量化、可追踪、可报告、易核实的依据。

正是有了碳排放达峰、碳排放强度下降、各类污染物排放降低、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等一系列国家减排目标的确立，引导了一大批节能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推进和实施，进而带动了以铁路和轨道交通装备、节能环保产品和设备、可再生能源产品和设备、高能效家用消费品等为标志的绿色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并为绿色金融切入节能环保项目和绿色产业展现了广阔的空间。国家减排目标引领、重大项目实施、绿色产业发展、绿色金融发力已经初步形成了良性的正循环。因此，进一步发挥国家减排目标的引领作用对绿色金融发展至关重要。

从全球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碳排放量减少规模要远远大于之前任何的一次危机。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研究，2020年世界能源使用量将减少6%，英国研究机构Carbon Brief预测，今年全球碳排放量将下降4%〜8%，大约在20亿吨〜30亿吨。但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减排效果是暂时的，长效机制的建立才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关键。对全球大多数国家而言，城市化、工业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实现经济发展和碳排放有效控制两者间的平衡，必须约束高碳搁浅资产的增长，设置明确的低碳发展目标，以更大的勇气、共识和决心，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历史性挑战，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引领作用，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治理良性循环。

将财税激励与市场激励更好结合起来

为市场提供绿色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具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属性或正外部性。鼓励、支持和引导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推动符合绿色发展理念和市场需求的绿色产品可持续供给，打造有利于投资、生产和消费绿色化转型的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的作用在于基础性和配套制度设计，运用财政、税收等方式和工具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市场的作用要突出供求、价格和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绿色投入和产出提供市场化、货币化转换的通道。

要充分发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为生态价值的实现提供基础性保障和政策性支持。绿色发展并不是以单一利润导向作为主要目标，而是追求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多目标的统一，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略愿景。对于投资绿色产业、项目和开展绿色生产活动的市场主体而言，普遍面临资金投入大、收益回报周期长、技术设备转换成本和绿色产品、服务价格高、特殊风险暴露以及因技术不稳定和缺乏相应标准认证造成的市场低认同等问题，在缺乏对生态价值进行确认、计量和评估以及交易市场、制度和机制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市场主体进行绿色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被抑制，“洗绿”行为可能不断发生，绿色经济陷入“柠檬市场”的发展悖论。因此，必要的财税激励对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培育绿色产业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一是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手段，直接为参与绿色投资、生产和消费的市场主体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降低相关主体的成本压力，激活消费潜力；二是发挥各级政府融资担保机构和各类产业引导基金的作用，发起设立以服务绿色技术、项目和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基金，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运用公共资本的杠杆作用撬动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引导资金等各类资源共同支持绿色经济发展。在设计财税激励的政策、方向和力度时，要重点关注有助于碳减排、以自然方式进行污染物降解和通过流域治理或生态修复完成自然景观再造、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绿色农业等领域。

突出价格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支持碳交易的基础设施和平台。降低对高碳能源的依赖，减少能耗和碳排放，是发展低碳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而加快碳金融和其他排污权交易市场建设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机制和制度安排。发展碳金融和其他排污权交易市场，要依靠市场化手段实现碳排放权（量）的认证及其收益的标准量化，并使其具有公开交易属性和市场定价基础，通过价格机制引导资源配置，为市场主体主动履行碳减排任务提供持续有力的市场激励，为利用碳金融转移环境风险和实现环境目标提供市场空间。一是加快推动国家碳排放权和其他排污权交易市场和平台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交易机制；二是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鼓励养老、保险等长期资金参与设立和投资支持碳排放的绿色基金，丰富碳金融及其相关衍生产品和工具；三是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对有助于碳减排的技术、产品和绿色资产进行认证、贴标和评估。

以ESG理念引领金融市场发展，打造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ESG理念强调在投融资和生产运营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要求，审慎评估环境和社会风险，倡导责任投资和合规经营。ESG理念、体系和指标作为系统化考察投资标的非财务绩效的主要依据，将成为各类金融机构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和高标准、高水平建设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支撑。

ESG体系涉及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方面，重点关注环境和社会风险，全面评估企业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水平，是实体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标尺，是未来投资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更是规范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的基本条件。ESG投资的重要性已经引起金融机构、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2018年6月A股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全球指数使ESG理念备受热议，相关研究表明优化的ESG投资策略有助于提高投资回报。

长远来看，ESG所指向的是金融领域的未来。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金融活，经济活。践行ESG理念，不仅可以促进金融业结构转型和效能提升，而且有助于引导资金流向和资源配置，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市场有效供给水平。践行ESG理念，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授信审批、利率定价、风险管理和投资决策中将环境和社会风险作为重要参数予以考量，不仅管理机构自身的风险，包括可能产生的声誉风险、合规风险和战略风险，同时还要管理法律风险、客户风险和供应链风险。因此，ESG既是选择资产的工具，也是管理投资风险的工具。

ESG理念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准则和操作规范。从ESG视角认识和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共识和集体行动，一是通过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社会政策和金融创新成为各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选择，符合ESG理念和要求的碳中和、碳定价等迎来发展契机，将在推动碳减排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二是将ESG理念和标准嵌入产业活动中，可以推动价值创造方式转换和价值链升级，实现行业生命周期的迭代演化。在投资活动中将ESG作为一个量化工具和关键指标进行考量，不仅要关注绝对减排，还要考虑相对减排，在相当长时间内，关注投入效率比的同时，还要关注社会效益。三是强调治理的过程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以增进社会总福利为目标，协调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以ESG理念引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要建立行业ESG标准、培育ESG评价机构、丰富ESG金融产品、促进ESG投融资，吸引全球投资者，最大限度激发投资热情，从而打造中国金融市场核心竞争力。全球16万亿美元的负利率资产表现出明显的环境和社会偏好，加快推进ESG标准落地实施，建立由ESG支撑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金融市场，在扩大对外开放和稳投资、稳外资的环境下，大量投资机会出现，投资和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中国将成为吸引海外资本涌入的洼地和蓝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经济韧性、国内资本“走出去”的动力和海外投资能力更强，从而进一步提高绿色金融全球市场布局和投资拓展能力，引领全球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强化对风险的测算、缓解和预防控制

气候变化、环境和资源约束是全球性问题，以绿色理念为指引，推动绿色发展成为我国应对上述问题的主动选择，并上升为国家战略。金融机构应深刻认识资源、环境对自身经营和投资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积极践行绿色金融战略，加强对风险的测算、缓解和预防控制。

一是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金融风险识别能力。将环境风险纳入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系，按照可持续信贷或投资原则、标准等，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理念融入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愿景、战略、业务流程、管理制度和文化、能力建设等各个环节，建立环境风险管理长效机制。

二是引导金融机构关注气候变化引起的转型风险，把气候风险纳入长期贷款、债券评价体系，推动企业建立“内部碳价格”。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应全面分析“内部碳定价”情景下客户企业的长期经营前景以及所投资资产的风险状况，确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降低金融机构资产配置中的战略性风险。

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探索环境和气候风险因素影响金融机构稳定性的传导路径和测算方法。区分不同风险等级和风险情景，对环境高风险领域的贷款和资产风险敞口进行量化评估，并估计和判断不同情景下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的信用、市场风险和预期损失，将环境和社会风险因素纳入企业信用评级体系，有效提升金融机构环境风险防控能力，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衡量环境风险的依据。

四是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和服务方式。首先，银行业金融机构明确信贷审批的环境标准和要求，提高绿色信贷可操作性，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纳入信贷管理全流程。探索建立项目、企业环境风险的保险机制，发挥其风险分散功能，建立绿色项目合理的投融资风险补偿制度。鼓励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业务开展成效、环境风险管理情况纳入内部绩效考核体系，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能力，实现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有效管控。其次，建立环境和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健全融资主体重大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内部报告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互动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积极稳妥做好风险化解和处置工作。再者，金融机构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建立信息披露和信息共享常态化沟通机制，引导投资者从长期、可持续角度进行价值投资。

五是加强金融机构科技创新和技术应用能力建设，充分发挥金融科技识别、评估和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重要作用。金融科技解决方案有助于相关市场主体提升解决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效能，在降低金融资产长期配置和经营风险的同时，提高投资效率和盈利能力。

强化信息披露，接受利益相关者监督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环境和社会风险信息披露，是规范金融市场发展和保护各类投资者的基础性措施，是发挥市场激励约束作用和营造“用脚投票”投资环境的有力支撑。通过信息披露，防范虚假信息风险，既有利于金融机构有效管理风险，也有助于投资者精准识别优质项目，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一是督促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负责，向社会公众推介银行业和保险业发展绿色金融的基本情况，不断提升金融机构自身的环境与社会表现，防范声誉风险。对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督促企业严格披露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企业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以及重大环境事件等。对存在潜在重大环境和社会风险的项目，应与客户事先约定，以适当方式及时披露项目名称、主要投资者和承包商名称、授信金额、环境影响评价情况等关键信息，主动加强与利益相关者沟通，接受公众监督。

二是加强金融市场中介建设，提高专业机构绿色金融评价能力和水平。一方面，积极培育第三方专业机构，并不断提升其为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提供环境信息披露服务的能力，鼓励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采集、研究企业环境信息，发布环境评价和影响分析报告。另一方面，大力培育和发展信用评级、资产管理、经纪咨询、登记结算等专业中介机构，如信用评级机构、环境风险评估机构、项目认证机构、环保资产评估机构、信息咨询服务机构等，构建促进绿色金融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和个性化服务体系。

三是加强金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信息和统计数据共享，建立健全相关分析预警机制，为金融机构有效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提供支撑。相关部门要加强信息披露和沟通协作，密切关注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及相关风险，建立健全制度化的信息共享机制，积极开展沟通交流，及时收集并向银行保险机构反馈违反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重大违法违规企业信息，将企业环境违法违规等信息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立企业环境信息的共享机制，为相关金融机构完善信贷和投资决策、防范化解风险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强化对绿色金融资金运用的监督，跟踪评估激励和监管政策效果，并对相关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充分调动政府、监管机构、企业、金融、中介组织和科研院所等主体的积极性，共同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四是加强申诉回应平台建设。探索建立独立于内设部门、直接对董事会负责的申诉问责部门（或委员会），有效化解业务部门与合规部门间的冲突，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投诉与解决问题的渠道，切实保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发展权益。 

五是鼓励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参与相关绿色项目的国际合作，借鉴国际良好做法和有益经验，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相关要求，充分尊重海外国家、市场的环保法律和社会治理要求，充分尊重当地社区和民众的发展诉求，以更加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和举措，凝聚共识，形成符合中国实际、满足国际通行规则要求、具有创新示范作用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样本，为全球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加强对重点领域的绿色金融支持

实现绿色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任务之一，构建支撑绿色发展的金融体系，着力点在于利用绿色金融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结构的绿色化转型，引导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倾斜，以实现绿色治理和绿色增长的良性循环。除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和绿色信托等金融产品和工具为低碳产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大力支持有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低碳产业发展外，尤其要关注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和生产流通领域的绿色化改造。

一是统筹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和绿色建筑增量提质，建立和完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和体系，推动绿色建筑融资信息披露，拓展绿色建筑融资渠道和方式，设计覆盖建筑开发、运营、销售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定价标准和优惠条件。

二是探索财政、金融和社会资本在重大交通路网工程投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风险分担、收益共享的新模式、新路径和新机制，从加快区域协同发展和促进城市圈、都市圈有效联动的高度，推进轨道交通和货运铁路规划建设，发挥立体化、集约化、智能化和规模化交通体系的节能减排作用。

三是着力优化能源结构，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加大对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项目和产业的信贷投放力度，扩大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加快培育各类绿色产业基金，根据绿色能源特点开发相应的保险产品并在保费定价方面给予优惠，夯实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市场供给的利益补偿和风险保障机制，逐步增加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

四是将资源节约、资源再利用和环境保护目标统一起来，为绿色供应链改造升级和三废处理项目提供绿色金融服务，如银行将企业在生产、流通过程中的节能减排措施和效果作为授信审批决策的重要参考，在授信额度、贷款利率、期限设定和担保条件方面给予差异化支持，实现对企业主动进行节能减排的有效激励，当然这需要依托可以提供企业能耗数据的信息共享平台和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另外，要落实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强化市场主体的环保意识。

五是稳定和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增加行政事业机构和公共交通领域的新能源采购力度，为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产品测试、市场推广和配套体系建设提供一揽子金融解决方案。

打足“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底色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至今已有126个国家和地区依托“一带一路”平台展开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利益和发展权利，坚持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积极作为，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是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通道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在督促中资机构履行环境和社会责任的同时，积极分享国内绿色发展理念和实践经验， 助力沿线国家加快推动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项目建设，为沿线国家规避“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困境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二是发挥我国在太阳能、风电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和高能效铁路动车、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产业优势，与沿线国家在智慧交通、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和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开展产能、技术和投融资合作，共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为沿线国家走出一条既满足自身发展特点，又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绿色发展道路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三是密切与国际组织、主要国家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创新投融资方式，运用联合贷款、银团贷款等多方式，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大型、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的支持。四是探索加强与以可持续投资为导向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风险投资机构合作，以绿色金融促进技术创新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激活绿色金融“贷动”低碳项目发展的积极作用，实现各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升级和互利共赢。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大宗商品贸易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在推动全球大宗商品可持续生产和贸易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我国进口产品构成看，除铁矿石、原油外，豆油、粮食、牛羊肉、奶制品等农副产品数量占有不小比重，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对耕地、水等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强，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从进口端加强环境评估和改进，一是建立和完善进口商品合法性监管及标准体系，规范进口原材料及产品的合法性要求，特别是环境保护要求。二是建立健全商品可追溯系统和多部门、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三是深化绿色贸易协定，在双边和多边贸易中明确和强化环境目标与保障政策。四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积极开展可持续生产相关援助工作。五是采用赠款、无息贷款、优惠贷款和技术援助等方式，帮助受援国建立可持续生产政策体系及可追溯性系统，提高现有生产效率，减小生态环境损耗，促进国际贸易绿色化。

2012年，银监会与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举办了新兴市场绿色信贷论坛，会同印尼、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巴西、蒙古等10家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业协会，倡导发起了可持续银行网络（SBN），探索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银行业。截至2019年末，SBN成员包括来自39个新兴市场国家54个成员机构，成员影响的银行资产达43万亿美元，占新兴市场银行资产的86%。大多数SBN成员都制定了绿色增长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或气候战略，承诺发展可持续金融并制定行动指南。中国作为发起成员国，率先制定了《绿色信贷指引》《绿色贷款分类》《绿色信贷关键性评价指标》等一系列绿色金融监管制度，有效推动了全球绿色金融标准的融合，如建立SBN全球和区域性绿色金融知识中心，积极与成员国交流和分享经验；发挥绿色债券市场的规模效应，推动整个金融市场绿色化。推动一带一路的绿色建设，应进一步发挥SBN这一新兴市场国家的绿色金融合作平台的作用，共同推进绿色项目标准、绿色金融标准的建设和绿色金融经验的分享，共同推进金融监管机构、金融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叶燕斐为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操群、洪卫、谭林单位为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

（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当代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