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促进绿色发展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传统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管总量”,财政政策“管结构”。然而,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结构性转型、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能够“管结构”的货币政策受到监管者的青睐。支持绿色发展的货币政策便是其中之一。

2018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适当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将不低于AA级的绿色债券、优质绿色贷款等特定领域的资产纳入其中。这标志着我国通过货币政策激励绿色发展的措施,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中期借贷便利(MLF)是近年来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的一种新型渠道。商业银行获取基础货币后可扩张信贷规模,进而增加业务量与利润。以往商业银行获取MLF时,需要以国债、AAA级公司信用债等高等级、稀缺的资产作为担保品,这限制了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规模与利润增长空间。

此番人民银行定向扩大担保品范围,将直接有利于持有较多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的商业银行扩张其业务,也将激励其它商业银行持有更多绿色债券、绿色信贷,进而促进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的发行发放。而更多的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发行发放,便意味着更多的经济项目绿色化,这将最终有利于我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可以说这是一种“结构性杠杆”操作。

实际上,我国已有多份重要文件提出,通过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经济政策激励绿色信贷、促进绿色发展,实践中也已有一些地方落地施行。例如,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通过贴息激励绿色信贷,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及2017年五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针对绿色信贷的再贷款、再贴现、担保、资产证券化等政策,2017年第三季度人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体系。而实践中,厦门市率先引入了具体的绿色信贷激励措施 ,随后,福建省、北京中关村、江苏扬州等多地相继落地了类似的激励政策,新疆还于上月(2018年5月)专门印发《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经济发展实施细则(暂行)》。

国际上来看,更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激进的货币政策,以进一步激励绿色发展,例如:基于碳交易权的货币政策工具(Hourcade和Cassen,2015)、区别化准备金率要求(Campiglio,2016)、绿色宏观审慎政策、绿色量化宽松(Van Lerven和Ryan-Collins,2017)。有人认为,货币政策考虑“绿色”问题,偏离了货币政策原本的目标。实际上,这恰恰是有助于“稳定”这个货币政策基本目标的——在长期,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很有可能影响经济的稳定,英国央行在2015年已做出了相关研究(BoE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2015)。涉及“绿色”的货币政策在国际上是一个很新的研究方向,Monnin(2018)和Campiglio(2018)对相关政策工具给出了初步总结。(更多相关资料需要可与本文作者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多项涉及“绿色”的货币政策,在国外还多处于提出与讨论阶段,而在我国已于今天付诸实践。这次,我们的金融政策走在了国际前列,这是中国作为绿色金融“全球旗手”的自豪,更是中国对全球治理中“大国责任”的一种担当。中国尝试使用货币政策调控结构性问题,为国内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办法,也为国际货币政策实践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另外,我们目前已完成一篇题为《基于DSGE模型的绿色信贷激励政策研究》的论文,专门研究上述相关政策。文章总结了国内外已有、潜在政策措施,为研究以绿色信贷激励政策为代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型。同时,我们还提出了更多可行的政策工具。待该文发表后将再与大家分享。

来源:中国金融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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